深红

220101-220117 笔记

220101

从克尔凯郭尔的角度来看，或许有失偏颇。

异教徒、包括当下没有信仰的大多数人，他们缺乏的信仰导致他们的个体性必须始终且永久地臣服于伦理和道德，对于他们而言、没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个体性凌驾于道德，也没有一瞬间、可以使他们自身的光辉比整体的光辉更加耀眼。

亚伯拉罕的信仰是他可以短暂地将伦理道德隐藏在一个更高的目的当中。倘若没有这样一种信仰，我们只能永久地服从于生活的伦理、我们无法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道德当中去、更不用谈一个更高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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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依从事情的开端与命运成为英雄、伟人依从当下的存在和未来的结果成为伟人。作为英雄、人们关心的是他们开端的选择；作为伟人、人们关心的是他们的结果和影响。

从克尔凯郭尔的角度来看，信仰骑士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们克服了困难这一结果，而是困难本身是他们成为了圣人。

倘若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出发，英雄和伟人都是有失偏颇的，前者生活在命运当中，后者生活在幻象中，前者的历史是决定性的、从属于必然的伦理，他们没有个体化的未来；后者的当下是丧失的，他们不关心当下人们对他的看法，他们只追求未来的绝对真理，他们没有个体化的当下。

220108

尼采通过讴歌酒神文化以表示悲剧英雄的时代性，在某种程度上跳脱出了日神文化的主流中心主义、但落入了另一个中心论——即伦理学的中心。悲剧英雄因起行为在伦理上之崇高而成为英雄，他们所表征的并非个体精神、而仅仅是时代性的、伦理性的。或许只有亚伯拉罕式的信仰骑士才能真正跳脱出普遍性而成为个体。

而在成为个体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责任和约束的消失，而是意味着这些外部的控制转化为自我控制，从被压迫着朝向一个异己的方向前进、变成了被自我压迫指向真实自我。倘若真实存在绝对的信仰骑士，那么他对自己的严格程度必然是超出所有外界施加的压力——因为在后者中、我们还有所谓的个人世界可以逃避，而在前者中、我们的全部个人世界都统属于自我控制之下；并且在后者之中，我们还有同样遭受的普遍者同甘共苦、而在后者中，我们只能独自吞咽个体的孤独。

211231

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无限可能之自由，而在无限弃绝了所有其他可能性之后，在唯一的路径上重新寻获的自由。

有些人的一生是“被安排的”——被安排进这个世界，被安排一份工作，被安排一个对象，被安排好了前路。我们被丢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往哪里走。

当然，这些孩子是幸福的，他们不用担忧喝不上奶的日子；但他们也是可悲的，他们一辈子都没能了解生活真正的滋味、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

被安排者免于受苦、折磨或者挫折，但同时也被免去了生存的意义。他们的自我价值只有籍由偶像才能表达。

偶像。那是先祖的血、是社会的道德律令、是一个父辈的僵死形象、是一个不变动的傀儡。

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无限之弃绝呢？就连生活的安逸都无法抛弃者又从何谈起发掘真实自我？倘若没有一种觉悟——不是把自己作为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自己——以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又怎么能够进入世界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我”是作为整个人类史中的一环而存在的，不仅仅是从种族血脉上，更是文化、道德和艺术层面上的延续——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地活着。

倘若没有将自己视作万千尘埃中的一片的觉悟、倘若没有一种随时可以弃绝一切的觉悟，那么就不要凝视虚空。灵魂的空虚和生活的无意义只会让人绝望——倒不如给这些人以替代的母乳，让他们继续沉溺在摇篮中直到死亡。

220109

从克尔凯郭尔的角度来看，伦理、美学和信仰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作为伦理中的个体，世界要求言说，个体必须与世界相同，在伦理中没有隐藏；作为美学中的个体，世界要求言说，个人又必须隐藏，重心是二者之间的矛盾——而在这其中倘若存在调和，那就是史诗的形式，倘若不存在调和就是悲剧的形式；而在信仰中的个体，世界与个体同时要求隐藏，个体的孤独性是不被世界所接纳的。

伦理要求一种绝对、美学是一个布景，除了信仰骑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脱出中心化的漩涡。

220112

让我们来谈谈《托比特传》里的撒拉。

——所有阐发均基于《恐惧与颤栗》P109

倘若撒拉是一个男人，那么故事本身就会发生一种变化，原本撒拉是一个被动的、被抛的存在，突然变成了一个能动——原本是一个接受命运、任凭她的新婚丈夫死去的悲情女子，突然变成了一个祸害新婚妻子的恶人。

倘若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他”的选择应当是放弃迎娶第八任妻子的决定，进入修道院或自我封闭，在冥思中渡过他的余生。倘若这么写的话，他可以弥补他所“造成”的悲剧（尽管这命运是上帝强加给他的），他也会得到伦理上的合理解释、甚至被人颂扬。

但这始终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在这种情境下，他存活在伦理之中——是道德叫他去杜绝这一切，是道德叫他将自我欲望和爱情剥除掉。

但在另一种情景下，对“她”的评价就发生了改变——因为她是一个被娶的女子，她是被动的存在。

因为她是一个被动的存在，所以她的选择就变得合乎伦理了。

（当然她本身的个体也被削弱了、被忽视了。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会赞扬男子的勇气，而忽视女子的勇敢。）

从故事本身来说，将她写成一个女性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她符合读者的期待、可以给人带去伦理的安适、顺便歌颂男子的勇气。倘若将撒拉写作一个男性，除了引起读者的厌恶之外并不能带来任何教益。

我们可以说作者是狡猾的，作者运用了人们对性别的传统认知偏见。但他确实是道出了一种真理，隐藏在普遍性之后的真理——一个个体是可以做出反抗客观命运、反抗伦理的选择的，但在这种情境下，个体通常会落入短暂的孤独。倘若可以重新回到伦理之中、或是避开道德评判那必然是好的（就像故事里的女性的撒拉）。但是倘若“他”进入了这种境遇，他还能做出相同的选择吗？他的选择可以被人接受吗？在他做出选择之后、他还能回到个体性之中吗？

另

一种同情使人从普遍性的伦理之中脱离开来，人们对某个人的残疾（无论身心上的）感到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一种将残疾者视作同类的感情，而是一种试图在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划清界线的险恶想法。

倘若某个残疾者接受了这种同情并将自我封闭，那么他们的目标就达到了——不需要通过强迫手段，将那个残废者与他们的世界隔离开了——这样一种目的。

不，真正的魔性在于接受自身的残疾而非接受他人的同情，在于肯定自身的权利而非赞同他人的怜悯——他应当仰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任他人用异样的眼光扫射他自己。他不应当也不能自我贬低，他从孤独中复归到生活中，倘若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是一个降落者、一个圣徒。

“像格罗斯特这样性格的人是不能靠使他们与社会观念相和谐来拯救的，伦理学实际上只会嘲笑他们。”——克尔凯郭尔

220117

超现实主义文学是拼贴式的，就本质上来说是反逻辑的，是去作者化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全靠自动的联想和无端的灵感，在这种作品中，作品的价值的飘忽不定的——甚至可以说它们从来就没有半点实在意义、只有体验感和消遣。

在这种作品中我看不到任何倾向——一种作者的情感态度，即使是在最去中心化的反主流文学中都可以看到的（反而是最猛烈的）情感宣泄，在超现实主义文学中看不见。

在这里只有堆叠的意象和物，没有作者的形象、全部依从读者的曲解来构筑作品。倘若作者还有任何话语权，那就只是用语言催促着读者快速阅读——让一种快速闪现的梦境图像像残像一样遗留在读者大脑上的视网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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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

“古典艺术以模仿、描述对象为主，其预设的前提是：事物、对象是稳定的，是强大的，比我们人更强大，但这种对对象的尊重和依赖从近代以来逐步减弱了，到印象派之后差不多就消失了。从近代以来，欧洲人回到“自我”了，自我或者主体是最强大的，形成了一种对内在意识、对自我的依赖。比如毕加索就说，对象是无所谓的，是我施暴和加工的结果，我怎么加工它就是怎么样的。但这种对自我和内心世界的依赖实际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弱化了，自我/主体的确定性早就受到了怀疑。我们今天的艺术为什么艰难，因为它失去了我上面讲的两方面的依赖，两边都靠不着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代绘画中的“具象表现”概念就是这么产生的。人们不知道是“具象”好还是“表现”好。“表现”依赖于自我，是要把自我表现出来；“具象”则是画出有形的东西，要尊重对象。所以“具象表现”实际上是矛盾的，是一种主客观之间的矛盾，也是一种内外的矛盾。艺术家的痛苦在这儿，哲学家的痛苦也在这儿。我们无所依靠。”

闲谈

从个人世界重新回到到客观世界的艺术。不是基于个体的不可通约性、也不基于宏大叙事，而是基于体验——每个人对于世界的体验，其中必然有可以与他人产生共鸣的部分。言说这一部分就是当代艺术家的责任与工作。

当一种对社会主流的反叛成为主流、当一种边缘化的思想不再边缘化、当一种激烈的诉求逐渐常态化、当热情逐渐熄灭消散。

当代社会似乎永远在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包容和妥协消化所有激烈的矛盾。

这种激烈反而消解了沉默，让沉默不再沉默，让沉默以一种规范化的模式发声。

沉默不再具有力量，似乎一切都被浸泡在软糯的气泡饮料当中，变得发酥、变得发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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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化和庸俗化其实是硬币的两面。从纪德的夏日度假到胡适日记里的打牌，布尔乔亚通过一种庸俗化的视角拉近作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大众并不深入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作品——作家的作品反而被神化了，出于以下这种偏见：

“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正是他与我们常人所不同的那一部分，他们是是被上帝或灵感青睐的人。”

这种神话化态度反而使得大众越发疏远他们的思想。但大众却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愚智态度：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在一定程度缓解超越者与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并给予他们一种安慰就足够了。

大众对生存和思想的危机并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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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这样一种偏见，即只有苦难与逆境之中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种观点未尝有误，但这种态度始终不够严谨并且处处透露着一股庸傲的反智臭气。

值得一提的是，伟大的作品往往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在搅动人内心情感之海的作品当中，唯属悲剧为最；而在所有的故事当中、出于现实的故事最为让人动情——这些故事是作者生活的变体、绝非无中生有的杜撰，是热烈的情绪爆发在理性的冷静之下的凝结。